0 引言
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四章单独列明了个人在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，包括查阅权、复制权、可携权、更正补充权、删除权等权利（以下简称为“个人信息主体权利”）。这些权利是保护承载于个人信息之上的主体权益的程序性权利［1］，系个人信息主体对抗个人信息处理者（以下简称为“信息主体”与“信息处理者”），防止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被滥用的手段性权利工具。而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50条第2款使得信息主体可以向司法机关寻求有关个人信息权益的救济［2］，强化了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作为个人信息保护基本法的法律地位［3］。
然而，若以体系化适用的眼光审视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50条第2款，会发现该款在适用过程中存在层层阻碍。就其性质而言，该款究竟是对诉权的赋予或确认还是一种请求权规范，涉及到信息主体在寻求信息权益救济时的请求权基础。就其适用条件而言，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50条第2款规定的“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请求”是否为所有个人信息权利之诉或个人信息侵权之诉的受理条件？并且，由于该款涉及个人信息主体权利实现的具体司法路径，而上述阻碍又同时导致其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其他司法路径，例如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69条、《民法典》第995条以及第1 037条的适用范围缠绕不清。
因此，如何整合个人信息主体权利实现的规范体系，平衡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的利益，成为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重要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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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信息：
谭昱琪
（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，上海201600）
